有人说他是祸首，可谁又敢说，看着鸦片把国人变成行尸走肉，才算对？”

季洁摇头：“做对的事，从来不需要看后果。

就像咱们办案，明知道抓毒贩有危险，明知道翻旧案会得罪人，该做还得做。”

她转头看他，眼里闪着光，“林则徐在奏折里写‘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’，这股劲，跟咱们穿警服的，不是一样吗？”

杨震握住她的手，掌心的温度透过指尖传来：“陶澍也不简单。

他在江苏任巡抚时，整顿漕运，改革盐政，把积弊多年的烂摊子一点点理顺。

那时候官场腐败成风，他敢碰既得利益者，靠的就是‘硬’。”

他笑了笑，“跟咱们郑局似的，看着温和，办起案来比谁都硬气。”

季洁被他逗笑，手指在碑刻上的“清正廉明”四个字上点了点：“你说，他们当年会不会觉得难？

面对那么多阻力，会不会有过想放弃的时候？”

“肯定难。”杨震望着祠堂外的苍天古木，“但你看这树，几百年了，风刮过，雷击过，不还是往上长？有股子韧劲。”

他转头看向季洁，眼神亮得像虎门的那把火，“就像咱们现在，破个案子要查几十本卷宗，要跑十几个城市，累吗？累。

可每当把嫌疑人摁住，看着受害者家属哭出来的样子，就觉得值。”

碑刻的角落记载着林则徐被贬伊犁的经历，字里行间满是苍凉，却依旧能看出他“屯田固边”的举措。

季洁轻声念着那些记载，忽然抬头：“他被贬的时候都快六十了，还在修水利、推广坎儿井，心里装的从来不是自己的仕途。”

“这就是风骨。”杨震的声音带着股铿锵，“不管在什么位置，都守着自己的本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