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休所里，杨靖安重新拿起那枚玉扣，对着光看了看，最终还是收进了抽屉。

他打开另一个匣子，里面放着枚褪色的领章，红得发黑，边角磨出了毛边——那是他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戴过的。

或许，送这个更合适。

杨靖安想。

让孩子们知道，这身制服的分量，从来不是靠谁站台，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。

窗外的墨兰轻轻晃动，像是在应和。

军休所的夜很静，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走动的“嘀嗒”声，像在数着剩下的时光。

杨靖安坐在藤椅上，指尖摩挲着那枚朝鲜战场上带回的领章，红绸早已褪色成暗红，针脚却依旧扎实。

他这辈子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。

当年腿上中了弹，在坑道里躺了三天三夜，被抬下来时只剩半条命，也没要过特殊照顾；

儿子杨震霆戍守边疆，数十年没回家，他在电话里只说“守好你的岗”，绝口不提家里的难处。

可现在，他看着窗台上那盆墨兰，忽然觉得，有些事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硬扛。

“以权压人，那是孬种才干的事。”他低声自语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“可咱杨家的人，也不能平白受那腌臜气。”

他想起杨震小时候，穿着小军装，举着玩具枪在院子里跑，奶声奶气地喊“我要抓坏蛋”；

想起季洁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说“我跟杨震一起办案，请您放心”。

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犟，认准了路就往前冲，从不知道回头。

“这条路难走啊……”杨靖安叹了口气，起身走到电话旁。

拨号时，他的手微微发颤——不是怕，是觉得这通电话，终究是破了自己的规矩。

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老部下，如今在纪检委任职的何正国。

“老何，是我。”

“老首长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惊讶，“这么晚了，您还没休息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