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震霆坐在行军床上，军大衣都没解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领口的纽扣——那是杨震小时候给他缝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结实得很，洗了多少次都没掉。

脑海里的画面不受控制地冒出来。

五岁的杨震穿着他的大胶鞋，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追鸡，嘴里喊着“抓坏蛋”；

十岁那年发烧，攥着他的手不肯放，迷迷糊糊地说“爸，你别去边境”；

还有考上警校那天，他亲自去送，杨震眼里的光比军功章还亮……

“臭小子。”杨震霆低声骂了句，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扬，眼眶却有点发热。

思绪又飘到父亲杨靖安身上。

老爷子退休前也是军人，腰杆挺得比界碑还直，每次通电话都要训他“对儿子耐心点”，末了总忘不了加一句“边境冷，多穿点”。

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卫星电话，按键冰凉——执行秘密任务，他没敢打一个电话。

帐篷角落的铁皮柜上，压着份调职报告，边角都被风吹得起了卷。

递上去快一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他不是想逃，是真的想在儿子成家后，能多陪陪家里人。

可他也懂，只要边境，还需要他，这报告就可能永远压在抽屉里。

“啧。”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起身在帐篷里踱步。

空间不大，三步就能走到头，军靴踩在地面的石子上，发出硌人的响。

索性拉开帐篷拉链，走到外面的空地上。

月光把训练场照得发白，单杠、障碍墙、沙袋，在夜色里像一群沉默的哨兵。

他走到单杠前，纵身一跃，双手稳稳抓住横杆。

手臂发力，身体悬空，老旧的单杠发出“咯吱”的呻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