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太太扑到车窗边，枯瘦的手指死死扒着车门缝，骨节凸起，像鹰爪攀着悬崖。

她的声音又尖又哑，像锈透的铁皮被人生生撕开：

“他打死的那个人——邵爱民！那个姓邵的——！”

她喘着，胸腔里像拉风箱：

“谁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？欺男霸女，横行霸道！我儿子在街上走得好好的，他带人堵住，扇他嘴巴子，骂他是土狗，骂我这个老娘是捡破烂的！他还说、还说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胸口剧烈起伏。

“那个邵爱民，”她一字一字，“那个挨千刀的，就该死……死了好。”

她抬起头，望着车窗里那个低着头的儿子。

“儿啊，你是为民除害啊……”

老太太的目光落在儿子手腕上——那副手铐锃亮锃亮的，月光底下泛着冷光，刺得人眼睛生疼。

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。

低得像哭，又像叹，从嗓子眼里一点一点往外挤：

“那个挨千刀的……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太不禁打了。”

她抬起浑浊的眼，望着车窗里那个始终低着头的儿子。

“就打了一棍。”

“他咋就……”

她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
“咋就一棍就死了呢……”

没有人接话。

夜风从后山吹过来，带着苞米秆子沤烂的酸味儿。老太太佝偻的身影立在警车边上，花白的头发被撩起又落下。

她其实什么都懂。

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——她活了八十年，这点道理刻在骨头里。

她只是……

只是那是她儿啊。

孙朝伦的肩膀开始抖。

他拼命把脸往车窗那边扭，不让人看见。

车窗上糊着一层土，什么也映不出来。

刘美君站在老太太身侧，轻轻扶住她的胳膊。

“大娘，”她声音放得很软，像哄小孩似的，“您听我说两句。”

老太太没回头，还扒着车门。

刘美君没有拽她，只是把自己的手覆在她那只枯瘦的手背上。

“您儿子把人打死了，这事咱得讲法律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就算他是正当防卫——就算邵爱民再坏，再欺负人——那也得经过公安机关查证、法院判决，才能认定。不是咱自己说了就算的，对不对？”